今年是西北政法大学建校85周年，85年岁月更迭，85载风雨兼程，85年弦歌不辍。

学校一路向南，从延安东门外坡梁陡峭、岭脊支离的清凉山，到渭河北岸千里沃野地，再到繁华闹市的长安路，到欣欣向荣大学城的西长安街。从一孔孔简陋的土窑或石窑到今天占地一千三百多亩终年翠色、波光潋滟的园林式校园。学校的发展凝结着一代代政法人的辛勤汗水和精神追求。习近平总书记讲到：“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我们回顾校史，追忆老一辈办学路，就是要不忘记学校为党和国家培养高素质人才的办学初衷，不忘学校政治坚定、实事求是、艰苦奋斗、勇于创新的优良传统，不忘代代政法人不畏艰险、无私奉献的拼搏精神。

1937年，中国内忧外患，一大批青年人做出共同的选择：到陕北去，到延安去。诗人何其芳在《我歌唱延安》中写到了全国各地优秀青年奔赴延安的情景，他写道，延安的城门整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来的青年，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学习、歌唱。过着紧张的、快活的日子。然后一群一群地，穿着军装，燃烧着热情，走散到各个方向去。当时的情形是，抗日军政大学中所办的培训大队，已经不能适应抗战形势发展的需要，党要向全国发展，八路军要迅速壮大，以实现全面的全民族抗战，就必须培养大批抗战干部。于是，1937年7月底，党中央决定成立陕北公学，委托林伯渠（曾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等人和我一起负责筹备创建陕北公学的工作。（成仿吾《战火中的大学》）。陕甘宁边区政府机关报《新中华报》做了题为《林伯渠等六人发起筹办陕北公学一一实施国防教育培养抗战人才》的报道。学校设在延安城东门外的延河之滨，北靠清凉山，南向宝塔山，那里是个飞机场，旁边有一些平房，原是一个汽车训练班。我们就在这黄土高原上的延安城飞机场旁，创办了中国第一所崭新的革命干部学校——陕北公学。成仿吾回忆说是“白手起家”。

据史料，自1938年11月至1941年8月，日本飞机对延安进行过十七次轰炸，轰炸造成陕公大批窑洞毁坏，于是陕公搬往北门外的小沟坪，随着学员人数不断增加，陕公又迁到杨家湾村一个僻静宽敞又能防空的地方。在杨家湾，当时由师生自己动手打土窑100多孔，新盖平房40多间。现在只有山坡20多孔土窑，由延安文物局管理，当地住户保护使用，其余窑洞全部湮毁。

随着招生规模的扩大和国民党对边区的封锁，陕北公学在财政、物资方面遭遇到极大困难。为了突破办学条件的限制，实现陕公的发展壮大，中共中央书记处和组织部决定，在产粮量较高、接近陇海铁路和西安的陕西关中地区旬邑县湫坡头镇看花宫村建立陕北公学分校。

1938年5月30日，在李维汉带领下，陕北公学旬邑关中分校的工作人员从延安出发，7月初到达旬邑县并将分校校部设在看花宫村，李维汉担任分校校长。创立之初，陕公分校的校舍全是借用老百姓的房屋，就连教学用的桌椅板凳及其他生活用品，都是老百姓自愿提供的。回忆起分校初创时的艰苦与老百姓的帮助，李维汉难掩感动：“没有他们的帮助，分校的创立是要推延很多时间的，我们应当感谢这里的地方当局和老百姓。”（李维汉《回忆与研究》） 现在设在看花宫的陕公旧址纪念馆仍然使用当地何姓村民的祖屋。在周边几个村庄和陕公旧址纪念馆南面的沟中曾经是陕公学员居住三排140多孔窑洞，房屋70多间，旁边祠堂也是学员们学习的地方。分校师生克服困难，在何家山开垦2000多亩荒地，种粮食、种土豆、种蔬菜，保障供给，支援总校。陕公分校在看花宫办学一年，培养了三千多名优秀学员。

1939年1月陕北公学总校亦抵达旬邑与分校合并，7月又回到延安。中央决定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安吴堡战时青年训练班、延安工人学校四校的一部分或全部合并成立华北联合大学，千里跃进华北敌后办学，之后发展为今天的中国人民大学。

华北联大开赴敌后不久，由于大量人才涌进，马列学院、中央党校不能满足人才培养需要，中共中央决定复办陕北公学，由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干部教育部副部长李维汉兼任陕北公学校长、党组书记，校址选在杨家湾。1941年9月，中共中央根据形势需要，决定把陕北公学、中国女子大学、泽东青年干部学校三校合并，成立延安大学。自1937年8月至1941年8月，陕北公学先后培养了万余名革命干部，这些优秀干部在抗日前线斗争和敌后工作中发挥了很大创造性，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胜利地完成了她光荣的历史使命。

1941年延安大学成立后，校址设在王家坪北侧原中国女子大学校址，吴玉章任校长。王家坪女大校址是依山挖出了像蜂窝一样的排排土窑洞群，因土质好，七十多年过去了，有的土窑洞依然保存完好，上世纪60年代延安地区利用其办了一个招待所，80年代初招待所撤销，这里又成了延安市委党校的学员和教工宿舍。为了防止窑口垮塌，保护使用部门把窑洞接上了石口。在众多延安时期干部学校遗址中，女大学校遗址是保存最好的。

1943年3月，延安自然科学院、新文字干部学校、鲁迅艺术文学院、民族学院并入延安大学，校部机关迁到延安东川桥儿沟，周扬接替吴玉章任校长。1944年5月，行政学院并入延安大学，校部又迁到城南张家岗。延大下设三个学院，行政学院驻张家岗、艺术文学院驻桥儿沟、自然科学院驻文化沟。在这三个校址中鲁迅艺术文学院桥儿沟遗址保存完整。鲁迅艺术文学院成立1938年2月，是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创办的一所综合性艺术学院，校址最初延安北门外，1939年11月迁到城东北5公里外的桥儿沟。这里原有一座欧式教堂，旁边有52孔石窑洞。窑洞是当年鲁艺的办公室和校舍，教堂是学院大礼堂。随着学员增多，教工和学员又在桥儿沟的东山、西山打土窑100多孔，盖平房22间。1947年遭到国民党军队破坏，只留下大礼堂和石窑洞比较完整。

抗战胜利后，延大部分师生按照党中央战略部署，奔赴华北，挺进东北。1945年8月，延大鲁艺首批出发赴太岳地区，后又组成“东北文艺工作团”和“华北文工团”挺进东北和华北解放区；自然科学院机械、化工两系部分师生及农业系低年级学生抵达张家口办学，此时江隆基任延大校长。1946年6月，党中央决定由副校长张如心率领延大迁校队，赴东北与东北大学合并，9月由李敷仁任延大校长。迁校总队走后，留在延大的教职工进行组编，招生充实，继续办学。

1947年3月胡宗南进犯延安时，校长李敷仁率延大师生转战于陕甘宁和晋绥地区，行程6000多公里，一边坚持学习，一边积极参加当地土改、“三查”整风和运粮救灾，同时还要随时转移以防敌人袭击。李敷仁校长在学校撤离延安时说：“我们天天喊着向人民学习，今后我们就要到人民中间去了，我们的大学就叫‘野战大学’，我们就要上新的一课了。”之后的一年多时间，延大师生在安定旧城、志丹县、荔原堡、陇东、佳县、吴家湾等地办学，留下“吃苦耐劳、艰苦朴素”的革命精神和作风。1948年4月22日延安光复后，延大师生分批返回延安张家岗村。到处是被破坏的痕迹，延大师生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作风，重建校园，整修窑洞房屋和教室，开辟操场、农场。之后又随着解放区的不断扩大，延大又到新解放的洛川、宜川和韩城等地，利用当地资源办起延大分校。1948年10月，中共中央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做出扩大和加强延大决定，培养大批解放和建设大西北的专门人才，学校延长学制，设立专业学科、加强教学力量。教育家吴玉章曾这样评价：延安大学是一个有光辉历史的学校，延安大学的成立，这是教育上的很大转变。它是中国共产党革命教育史上的第一所规模较大的综合性正规大学，是全国青年向往的“真理园圃”。

延安大学是在极端困难的条件创办和发展的。学校一开始就设立法学院，由著名法学家何思敬任院长，虽经两次大的院系和专业调整，学校始终是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和新民主主义理论指导下开展法学教育的。她继承和发扬了延安时期的干部教育重要经验，借鉴了当时比较先进的法学教育理念和教育体系，形成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理论联系实际”“教学研究和司法实际紧密结合”等鲜明特色，为新中国法学教育奠定了基础，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也为新民主主义政权建设的理论研究、司法实践和人才储备作出了突出贡献，走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法学教育和人才培养的道路。

1949年5月，中共西北局做出《关于加强训练大批新区知识分子的决定》，要求将延安大学与西北人民艺术学校、西北财经学校合并为西北人民革命大学，校长马明方、副校长李敷仁。至此，延安大学完成了其历史使命，延安大学办学8年，共培养了万余名干部，为边区的教育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西北人民革命大学是在中共中央西北局审时度势直接指导下成立的，学校任务是要大量吸收青年知识分子，加以短期训练，分配到西北各省区工作，同时负责训练一部分旧职人员。1949年6月，延安大学教育处处长刘端棻率领一批干部到达西安，筹办延安大学迁入西安的校址以及解决改名西北人民革命大学后的招生问题。之后，校长李敷仁也从延安来到西安，他是军管会委员，又是西安各界熟悉的著名进步人士、文化名人，他在“平安”电影院举行招待会，邀请西安文化教育界著名人士参加，希望对学校给予支持和帮助。在西安市政府帮助下，决定以西安西关南火巷西边原裕秦纱厂旧址暂作为西北民大校址。6月底，迁至西安的延大总校和分校合并，正式更名西北人民革命大学并开始招生。民大一期分为五个部，校部直接领导一、二、三、五部的3000余人。一部住西北大学，二部住校部，三部住西关东北新村和东关一所中学，五部住城内东边＂群众堂＂（现西安人民大厦址）另外还在山西解县设立了第四部，兰州解放后，又在兰州设立西北民大兰州分校。

1949年10月，西安各大专院校开学，学校暂借的房屋要归还，再加上粮食供应困难，西北民大在西北局和陕西省委支持下，迁到西安近郊高陵通远坊和泾阳永乐店两地，校部二部在通远坊，一部三部在永乐店。学校在通远坊一个很大的天主教堂的部分院子里，校部设在一座中西合璧的三层楼，校图书馆、文工室、二部教职员工与学生宿舍在教堂西面一个大院里。永乐店校址原是一家打包厂的厂房，五幢厂房积满了水，木材和破烂机器堆积在一起，屋外长着一、二尺高的杂草，师生员工一起动手建设校园，抬木材，搬砖铺地，很快修好了可住1000人的宿舍，没有操场，自己除草平地，原有水井不够用自己打井，没有围墙，三部领导带头参加搬砖劳动修建。1951年春，西北军政委员会财政部给学校批拨7万元的修建费，学校动员全校师生自己动手，参加建校劳动，精打细算，为国家节省了34000元。1952年4月17日，《人民日报》以题为《西北人民革命大学是怎样用革命精神建设学校》的文章报道西北民大艰苦办学的不平凡经历。

在延安大学南迁西安办学、更名为西北人民革命大学过程中和办学期间，习仲勋对学校办学任务、方针和人才培养方向等关键问题及时给予具体指导，对学校校址、经费、干部调配等问题及时协调解决。他参加了学校一期开学典礼、一期毕业典礼，都发表重要讲话，他号召学员“勇敢地走到实际工作中去，把学校里学得的东西，在实际中再锻炼，再提高。每个人都争取成为建设新中国事业中的突击手，成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模范工作人员”。

1953年，国家进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时期，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西北地区政法部门干部量少质差的状况亟待改变，中共中央西北局决定西北民大改组，成立西北政法干部学校，并限定西北民大的结束工作于6月底完成。西北民大办学近四年共计培养干部万余名，李敷仁校长形容每一位民大学员都是“民大炼成的钢”，被充实到祖国大西北建设的各个行业。

根据中共西北局1953年3月17日《关于改变西北人民革命大学的性质与加强西北局党校的意见》精神，西北民大改组成立西北政法干部学校，刘若曾任校长。1954年，西北政法干部学校改组为中央政法干部学校西北分校，从西北人民革命大学时期开始规划、勘测、设计、建设的长安南路学校新校园建设完成，1954年5月19搬迁新校址，也就是今天长安南路300号西北政法大学雁塔校区校址。

在长安南路雁塔区校址，学校经历中央政法干部学校西安分校、西安政法学院、西安政治经济学院、西北政法学院各时期，学校完成了从短训性质的干部培训到普通高等院校的华丽转身，从对学员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中国革命基本问题、业务政策、学员思想政治教育到形成学制规范、专业设置合理、教学大纲课程计划严格的现代大学教育体系的转换。 

2000年学校领导班子高屋建瓴、抢抓机遇、果断决策，在长安区征地1078亩建设新校区。新校区建设为学校创造了条件，拓展了空间，为学校更名大学、确定省属高水平大学建设单位、首批“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实施高校、获批“服务国家特殊需求博士人才培养”项目、获批“法学一级学科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奠定了坚实基础。现在的长安校区四季常绿、鸟语花香、湖光粼粼、林径幽深，教学楼、图书馆、学生宿舍布局合理错落有致，是一所环境优美功能齐全的现代化大学校园。 

经过85年的风雨侵蚀，曾经的校址有的已不复存在，残留的旧址亦不能修复。清凉山陕北公学旧址、看花宫陕北公学旧址、通远坊西北人民革命大学旧址现已成为“西北政法大学红色校史教育基地”。倾听悠悠雁塔钟声，遥观巍巍终南毓秀，学校将踏着新时代步伐坚实前行，谱写新的华章。  

本文作者赵庆菊，就读西北政法法律系法律专业83级2班，任职学校党委宣传部（校史馆）。

（本文系作者原创，插图来源为校史馆、网络，或由作者拍摄，转载敬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