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11月25日，昆明的西南联大等4校学生自治会联合举行时事晚会，讨论如何制止内战。国民党当局大批军警包围会场，进行武力威胁、恫吓。26日，昆明市30000余学生联合罢课，以示抗议。反动当局变本加厉，12月1日上午11时，武装特务向各校师生冲击。西南联大学生李鲁连、云南省立昆华工业学校学生张华昌被炸殉难；已受伤的西南联大女学生潘琰，为扑救别人，遭暴徒猛击，惨烈牺牲。私立南菁中学教师于再，因阻止特务投弹，而英勇捐躯。一天内，特务暴徒先后杀死手无寸铁、要求和平民主的师生4人，重伤60余人，史称“一二·一”惨案。

惨案激起全国人民公愤，迅速演变成全国爱国民主运动，即“一二·一”运动。大多数人认为遇难4人都是爱国民主人士，殊不知其中的唯一教师于再其实是共产党员。只是因为各种原因，直到牺牲40年后，于再的党员身份才得以恢复确认。

通过复杂的史料查考，笔者发现：于再不仅是一名共产党员，还因革命工作需要，考入当时巴县歇马镇（现北碚区歇马街道）的私立中国乡村建设学院，该校由著名平民教育家晏阳初先生创办，新中国成立后更名为川东教育学院，1952年并入西南师范学院。所以，于再是西南大学校史英烈之一。

于再(1921—1945)，原名于镇华，浙江余杭人，出生于商人家庭。1937年在杭州之江大学附属高中部读书，全面抗战爆发后，杭州沦陷前夕，于再不甘心受敌人奴役，卖掉自行车做路费，瞒着家人，毅然离开杭州，前往重庆。因举目无亲，衣食无着，先后去旅行社当练习生，在轮船公司做售票员为生。1938年2月，经南方局安排，赴延安陕北公学学习。6月，受八路军汉口办事处安排，进入国民革命军55师325团2营工作，参加了著名的武汉保卫战。武汉失守后，随部队撤离，到达当时的四川省奉节县（现重庆奉节），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积极参加救护伤兵、抢救难童、宣传抗日等救亡活动。同年12月，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春离开部队，到万县纯阳观小学当教员，任该校中共特别支部宣传委员。

1940年夏，于再被调任重庆八路军办事处临时交通员。10月，为隐蔽身份，调到北碚三才生煤矿作会计，在党组织领导下，组织煤矿工人开展了争取改善生活待遇的斗争。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后，他在徐冰【时任南方局文化组组长——作者注】领导下，组织报童，迅速分发有周恩来题词“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新华日报》，还弄到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信封，将报纸寄给国民党高级将领。9月，为避免暴露，经组织安排，于再考入私立中国乡村建设育才院【后更名“中国乡村建设学院”】教育专修科学习。在校期间，他和学院地下党员周文耕【原四川省立戏剧音乐学校教员，皖南事变后，到乡建院任教——作者注】、周永林【新中国成立后任重庆市政协副秘书长——作者注】一道，积极开展进步活动，并和重庆八路军办事处保持联系。1943年7月，于再毕业后，由党组织安排，进入国民政府国库署工作。但他一心想上前线抗日，于是这年冬天参加了远征军驻印运输队，转战缅甸、印度。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后，于再随远征军回到昆明。

回到昆明后，于再离开了军队，暂时没有工作，生活捉襟见肘，甚至靠出卖衣物来维持生计，后经人介绍到南菁中学任教。前文提到的1945年12月1日，大批军警特务包围西南联大，殴打联大学生。于再和南菁中学进步师生一起，迅速赶去现场阻止暴行。见一特务正拉开手榴弹引线，要掷向学生，他奋不顾身，扑上前去抱住特务，保护了学生，自己却被炸成重伤，当晚抢救无效而牺牲。

“一二一”惨案发生后，昆明、重庆、成都、上海等许多城市举行集会，抗议反动当局暴行。在上海，由宋庆龄、柳亚子、马叙伦、郑振铎、许广平、沙千里、金仲华等七位名人组成主祭团，举行于再追悼大会，全市70余所学校和各界团体两万余人参加。马叙伦致祭词，宋庆龄亲笔题写挽幛，称于再是“为民先驱”，柳亚子题词“死重泰山”。笔者从孔夫子旧书网买到事件不久后出版的一册旧书《一二一民主运动纪念集》，收录了郭沫若、茅盾、许广平（用景宋笔名）、陶行知、冯至、田间、李广田、艾芜等数十位文化名人为他写的悼念诗文。

▲宋庆龄先生所题“为民前驱”挽幛

于再牺牲的消息传回重庆，母校中国乡村建设学院全体师生在礼堂隆重召开追悼大会，会场两边悬挂“罪恶滔天，特务凶残何时了；良心扫地，和平民主哪天来”的挽联，表达了同学们的强烈悲愤。

由于抗战后地下党工作性质，直到这时，宋庆龄等民主人士和广大师生并不知道于再实际上是共产党员。

 ▲于再写给妹妹于庾梅的家书

笔者曾专程到上海，采访了于再的侄子（妹妹于庾梅之子）、上海理工大学顾宝炎教授，顾教授提供了于再写给妹妹的几封家书。他到重庆好长一段时间，待生活稍稳定后，才给妹妹写信说明离家原因。其中一封这样写到：“……非常挂念家人，非常的想。然而，我已经进入社会，明白了社会的恶劣和残酷，我知道在现在的社会环境里，我们是不会有彻底的欢乐。现在的社会，只会让我们的欢乐在一刹间变为凄凉。假使你不信，我就问你几个问题：你高中毕业以后打算如何？大学毕业以后打算如何？留洋回来又打算如何？结婚吗？结婚后干什么？有了子女干什么？好，这一大串的问题，我想你一定会了解到，这社会对女子的不幸和摧残？那么假使你不愿马上离开人世的话，那么就应当站起来，站在时代的前列，最前面，将整个社会转到一个快乐自由幸福的方面……”。

▲本文作者（左）在上海采访

于再烈士侄子顾宝炎教授（右）

顾宝炎教授说，妈妈无法回答舅舅的问题，只是不断地写信，劝舅舅能早日回家，和自己一起赡养祖母和父亲。自古忠孝难两全，何况在那样的动荡社会。作为共产党人，一旦坚定了自己的选择，就会满怀信仰地走下去。后来，于再在给妹妹的信中明确表示：“我也可以不像以前那样，要自私地脱离家庭和你们分别……只有到了我们理想的社会，进到了那个快乐自由幸福的社会，我一定要以十二万分的热情来爱我的家庭，来热爱我的天伦之乐……我们现在不应消极，也不应悲观，我们应当起来变革。”

从这些信中不难看出，这时的于再已经成长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于庾梅在回忆文章说，哥哥的来信时断时续，很长一段时间没有音讯，后来才知道，他在1938年2月去了延安，在陕北公学学习，正式参加了革命工作，同年6月因大后方工作需要，并经林伯渠同志批准，先后到了到武汉和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工作。哥哥信里还谈到了自己在重庆时“又去了一个小型学院读了两年书，而且在校期间是出名的演说家。”很显然，这个小型学院就是西南大学办学渊源之一的私立中国乡村建设学院。于再在这里经常参加一些进步活动，演讲时政和革命道理。

无情未必真豪杰。共产党人照样有自己的人之常情，但是，和那个年代很多共产党人一样，一旦投身革命就意味着牺牲个人家庭甚至亲情。于再从17岁出走直到25岁牺牲，一直没回过家。笔者在为数不多的于再家书中看出，每次信里总要问起家里情况，尤其是祖母和父亲的身体情况，总要妹妹在回信时多说点长辈的事情。当得知妹妹已和上海立信会计学校【1942年曾内迁重庆北碚，1946年迁回上海——作者注】的学长顾家干结婚，并生下一对双胞胎时，于再马上来信表示祝贺：“我真是高兴得不得了，尤其我有双胞胎小外甥的消息，更加使我兴奋，我真想早点回来看看家中的一切……”从几封通信里，于庾梅感到哥哥真的变了。“这个大少爷真的要脱胎换骨，与过去告别了，他把自己于镇华的名字也改为于再，是要彻底与过去再见了。”

公祭活动演变成影响巨大的民主运动，于再和其他三位牺牲学生一样，被人们习惯性地称为民主人士，并没有想到四烈士中会有真正的共产党员。

▲资料，1949年12月1日的《解放日报》

纪念“一二•一”四周年

那，于再的党员身份又是如何被重新确认的呢？

上世纪80年代初，为纪念“一二•一”运动四十周年，昆明地方政府在四烈士牺牲的地方——西南联大旧址筹建“一二•一运动纪念馆”并征集相关史料，于庾梅向纪念馆捐赠了保存下来的烈士生平遗物和很多珍贵文物，其中就有宋庆龄、许广平、马叙伦等人的挽联和柳亚子的哀悼讲稿等二十多件文物。纪念馆方面也采访了于再生前的几位同学和战友。蔡去非（女，采访时任长春市财政局顾问，中共党员，于再生前恋人——作者注）、江腾（曾任平顶山市外贸局副局长，中共党员——作者注）向昆明方面说明，于再生前应是中共党员。

笔者考证，最先提供于再党员线索的是前文提到的、曾在中国乡村建设学院任教、后任重庆市政协副秘书长周永林。当年和于再一起奔赴重庆的江腾也专程前往云南师大，要求落实烈士党籍。蔡去非也提供了详细的书面材料，证明于再参加革命与入党经过。这样一来，“一二•一”惨案四烈士中是否有党员的问题，引起了中共云南省委和中央组织部的高度重视，随即开展了深入调查。

1984年7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回复给云南省组织部《关于确认于再同志为中共党员的决定》文件中指出：“于再同志……1944年冬参加抗日远征军赴印度，1945年回到昆明任中学教师，当时党的关系没有转到昆明。1945年12月1日壮烈牺牲。这期间虽无党组织关系，但烈士在“一二•一”运动中为革命英勇献身的行为，已反映出一个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因此，于再同志的党籍应予承认。”

牺牲四十年后，党籍得到恢复确认，这不但告慰了烈士英灵，更是反映了“一二•一”民主运动背后党的领导和组织。

梳理、挖掘于再校友的这段故事，也是一次走近革命先烈的精神之旅。虽然他只在中国乡村建设学院读了两年多专修科，但烈士英名应该永载西南大学史册，值得后辈师生学习和缅怀！